中国穆斯林民族是智慧的民族，拥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优良传统。历史上，中国穆斯林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学、天文历法、医药、航海等领域，人才辈出，对祖国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伊斯兰文化典籍中更是蕴藏有丰富的劝学箴言，摧人上进。研究中国穆斯林民族的学习观，阐扬中国伊斯兰文化典籍中蕴藏的劝学思想，不仅有助于弘扬民族文化的精华，也有利于振兴穆斯林文化教育事业，促进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
一、伊斯兰教重视知识和学习
作为伊斯兰教最基本的经典，《古兰经》在许多处经文中提到了知识和智慧，并且从宗教的角度强调了知识的重要性。《古兰经》上说：“你说，‘有知识的与无知识的相等吗？惟有理智的人能觉悟。’”（39：9）这是告诉人们，有知识才能有理智，有理智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事物的真谛。“他以智慧赋予他所意欲的人；谁禀赋智慧，谁确已获得许多福利。惟有理智的人，才会觉悟。” （2：269）这是把知识、智慧与人生幸福密切相连。《古兰经》还鄙视那些无知者，“据真主看来，最劣等的动物确是那些装聋作哑，不明真理的人。”（8：22）作为一种宗教，伊斯兰教认为天地万物是真主造就的，“真主创造了天地，并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生产各种果实，作为你们的给养。他为你们而制服船舶，以便它们奉他的命令而航行海中；他为你们而制服河流。他为你们而制服日月，使其经常运行，他为你们而制服昼夜。”（14：33～34）同样，知识与智慧也是来自于真主的恩赐，“他曾教人用笔写字，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96：4～5）但是《古兰经》同时也告诉穆斯林，真主造就世界时，留下了许多“迹象”，鼓励穆斯林通过自己的观察来认知世界，外部世界是可知的。《古兰经》上说，“天地的创造，昼夜的轮流，在有理智的人看来，此中确有许多迹象。他们站着，坐着，躺着记念真主，并思维天地的创造”（3：190～191）。“你们要观察天地之间的森罗万象。”（10：101）这些经文显然是鼓励人们善于观察大自然、开启智慧来探索大千世界的奥秘，通过思维感知和认识世界。《古兰经》告诉穆斯林，大自然有许多知识，历史蕴含许多知识，宗教经典饱含知识，要人们在学习中寻求知识，在观察中获取知识，在旅行中寻求知识。据统计，全部《古兰经》中约有50次之多讲述理智、理解等词，约有100次之多讲到知识的地方。
先知穆罕默德更是多次谆谆教诲人们，求知是每个穆斯林男女终身不渝的天职，这句话在明清汉译著述中被译为“寻学，在一切男女是主命。”（马注：《清真指南》卷四《因教》）由伊本买斯武德传来的圣训中说：“两种人是值得羡慕的。一种人，安拉赐予他财富，而他则把自己的财富全用于正途；另一种人，安拉赐其学识，他以自己的学识进行判断，并把知识传授于他人。”伊本·阿底的《圣训全书》中记载了先知的一句名言，“学问，虽远在中国，也当往求之。”艾奈斯传述，使者说：“知识绝迹、愚昧无知猖獗、酗酒时兴、淫乱成风，这些是末日来临的预兆。”先知崇尚知识，他说：“知识是穆斯林丢失的骆驼，不论在哪里发现，都应该把它牵回来。”穆圣尤其尊崇学者，他说：“学者是历代圣先知的继承者。”“学者的墨汁，其贵重不亚于殉道者的热血。”“学者的品级居于第三位，学者以上唯有真主和天使。”先知强调终身学习，“你们应该自摇篮学习到墓穴。”一些圣训蕴含不耻下问的思想，“求学者和教学者的地位相等。”先知要求为人父母要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他说：“良好的教育乃父母对子女的最大恩慧。”这些圣训在中国穆斯林中广为人知。由于伊斯兰文化崇尚知识，重视教育，因而穆斯林广泛吸收了东西方人类文化的精华，在中世纪欧洲文化处于黑暗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空前繁荣，为人类文明史作出了重贡献。
二、中国穆斯林有重视教育的传统
中国穆斯林的早期历史可以追溯唐宋时代来华经商，图慕中华富庶生活“因留不归”的阿拉伯、波斯商人。唐宋史籍将来华贸易的域外商客泛称作“番（有时也写作“蕃”）客”、“番商”、“胡商”、“商胡”，他们之中属阿拉伯、波斯籍者，数量最多，特别是那些从海路上来华者，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曾说：“所谓蕃客，即大食、波斯之商胡也。”
唐宋番客在中华大地上结成了最早的穆斯林社区，他们购置田宅，娶妻生子。随着“土生番客”的出现，在华穆斯林教育问题凸现出来。《中吴纪闻》记载，宋代熙宁年间，程师孟知广州，振兴教育，“大修学校”，“诸蕃子弟皆愿入学”，这是穆斯林子弟就读于官学的例子，使用的语言当然是汉语，学习的内容应该是儒家经典。有社会地位、有经济实力的蕃客首领也有捐资助学之举，例如宋代怀化将军辛押佗罗不仅在郡学的建设中“捐资以完斋宇”，“售田以赠之”，而且还“后置别舍，以来蕃俗子弟之愿学者。”《铁围山丛谈》中说，大观、政和年间，“广州、泉南请建蕃学”，有了专门招收蕃客子弟的学校――“蕃学”。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我们难以知晓“蕃学”的具体情况，例如它传授的究竟是以中国儒家文化为主，还是伊斯兰宗教教育为主，但笔者倾向于前者，因为在唐宋时代对于人数较少、势单力薄的穆斯林群体，在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中，适应汉文化环境可能是最重要的。
唐宋时代穆斯林教育不乏成功的例证。在中国古代，普通门弟者入仕的主要途径是参加科举，谋取功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番客子弟经过长期汉文化的熏陶，参加科举的条件初步具备，参加科举成为他们获取相应政治地位的正常渠道。至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年）始，唐朝政府开始在科举考试中着意录取番客子弟应试者，并大致确定了相应数目，北宋钱易的《南部新书》载：“大中以来，礼部放牓，岁取三二人姓氏稀僻者，谓之色目人，亦谓曰牓花。”色目人的概念盛于元代，但却是源自唐代文献，桑原骘藏说，在唐朝人的观念中，色目人“乃塞外人、西域人总括之称，谓之诸色目人，或简称色目人。回教徒亦色目之一。”所以，大中年间实行的此种制度中蕴含着对穆斯林的优遇。陈垣先生最早在《全唐文》中找到了来自大食的李彦升考取进士的实例。《全唐文》卷767载：“大中初年，大梁连帅范阳公（即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卢钧）得大食国人李彦升，荐于阙下。天子诏春司（礼部，引者）考其才，二年以进士第名显。”李彦升及第引起部分士人的心理失衡，议论说：“梁（指开封）大都也，帅（指卢钧）硕贤也。受命于华君，仰禄于华民，其荐人也，则求于夷。华不足称也邪？夷人独可用也邪，吾终有惑于帅也。”由此颍川人陈黯作《华心》。从陈黯文中，我们知道，大食国人李彦升“来从海外”，应该是留居中国的第一代番客，在较短的时间内熟知汉文化，并应试及第，确实令人惊异。彦升及第的时间是在大中二年，加上较大的社会反应，我们推想他极有可能是唐政府向番客开放科举后色目人中考中进士第一人。李彦升时代的阿拉伯地区统治王朝是阿巴斯王朝，中国史书将其称为“黑衣大食”，其时，伊斯兰教空前繁荣，所以李彦升的穆斯林背景应该没问题。
在元代，蒙古统治者给与穆斯林（元代文献称作“回回”）较高的地位，在元代四个民族等级的划分中，包含“回回”在内的“色目人”居第二等。元代设立了回回国子监，专门培养穆斯林人才。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置，从公卿大夫与富民子弟中选取生员，习亦思替非字，旋罢。延祐元年（1314年）复置，定学官及生员50余人，官给廪膳。亦思替非为波斯文，其原字是Istafa，其意为“财产税务的核算管理”，中古时期多数穆斯林国家都设有掌握财政税收的部门——“亦思替非部”，所以所谓“亦思替非字”乃是一种用于财务文件、单据的特殊文字符号。由此可见，回回国子学实际是培养回回理财官员的机构。元代文化多元，从“回回国子监”和“亦思替非字”来看，元代穆斯林应该保持着他们自己的教育体系和内容。
明朝后期，回族著名经师、陕西咸阳渭城人胡登洲(1522-1597年)在家中招收门徒，传习经典，开回族经堂教育之先河。“经”是指伊斯兰宗教经典，“堂”是指清真寺（礼拜堂），因而，中国穆斯林经堂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宗教教育。经堂教育是中国内地穆斯林在丧失母语、使用汉语之后，为维护宗教信仰，维系民族特征而倡导的一种民族教育形式，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其缺陷和不足也显现出来，到了近代以后，穆斯林有识之士主张改革经堂教育并付诸实践。明清时代另一件关乎穆斯林教育的重要事物是穆斯林学者汉译著述活动的兴盛，出现了以王岱舆、刘智、马注等为代表的一批回儒兼通的学者，他们把伊斯兰教义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为中国穆斯林学习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融入中国传统社会创造了条件。
三、中国穆斯林典籍蕴藏丰富的劝学思想
文化典籍是一个民族思想文化和价值观的一种重要载体。中国伊斯兰文化典籍中蕴藏有丰富的劝学箴言，甚至振聋发聩，很值得发现和阐扬。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宗教和历史的原因，这些劝学箴言中强调的学习内容、知识体系和今天社会所强调的已有较大不同，有些内容有其特定的含义，但是只要我们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赋予它新的时代内涵，就会使它在现代社会焕发出新的青春，为民族的振兴发挥独特的作用。
《福乐知慧》是成书于公元十一世纪的维吾尔族的古典名著，作者是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其书名Qutadghu bilik直译是“给人们带来幸福的知识”，本身就蕴含劝人求知的含义。本书将智慧列为人生最珍贵的四样东西之一，认为“人类的尊重在于知识和智慧。”书中写道：“智慧好比黑夜的明灯，知识能照亮你的心房。／智慧使人高升，知识使人高大，借此二者，世人方能非同凡响。” “谁若获得知识，谁就能把世界、岁月掌握在手里。……英明的君主若喜爱知识，必定把学者们引为知己。／他处理国事考虑周全，运用知识来引导黎庶。……世上还会有什么比知识珍贵，一个人要是没知识，将是奇耻。” “知识是永不匮乏的宝藏，盗贼奸人难以把它抢走。……知识是你慈爱的亲人，智慧是你忠贞的朋友。” “知识使人区别于牲畜，人类借知识而占据优势。／去吧，别作畜牲，要求取知识……”《福乐智慧》中还认为只有通过知识的传授和学习，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人生而无知，学而知之，学得知识，事事成功。／刚出生之人，没有知识，人类靠学习而成为上品。”《福乐智慧》中也有类似中原地区对子女教育“不打不成器”的观点，“从小要教给孩子知识，幼年学会知识，则成就在前。／莫疼惜子女，要用棍棒，棍棒能把子女教成学者。／小时候子女学会了什么，到老年记忆中不会磨灭。”《真理的入门》（Atebetu’l hakayik）是另一部成书于十三世纪初的维吾尔族古典名著，作者是双目失明的诗人阿合买提·玉格乃克。书中特别强调了知识的重要。“有知识就能找到幸福之途，去寻找知识吧，向幸福之途追觅。／那珍贵的金币好比智慧之身，愚昧无知者不如分文。／智者与无知人怎能相比，明智的女子如好汉，愚昧的男子不如明智的女人。／人有知识如同骨中有髓，人类的美好在于智慧，骨头的美味在于骨髓。” “学者以有知识而登上高峰，无知人以愚昧而向下沉沦。／探求知识切莫厌倦啊，真主的使者说：‘知识在中国，你们也要去找寻。’” “对无财者，知识是不竭的财产，对无后者，知识是贤孝的后辈。”
王岱舆，又名“真回老人”，明末清初著名的回族穆斯林学者，他最早用汉文系统论述伊斯兰教哲理，刊行有《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等著作。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中说：“夫立身之本，无过于学，若涉海之指南，大匠之绳准。无指南，何以辨南北东西，无绳准何以定长短曲直，盖断断不可无者也。故教律无男女，无正从，无老少，俱宜学道，直与此身同尽方已，不可一日间断”。他又引圣训说：“正教之男女，习学乃明命。”王岱舆主张学与用、知与行相结合，他说“学非徒学，必须有行，有行断不可无学，何也，有学无行，如无果之花；有行无学，若无门之屋。须知所习之学，尚未遵行，不可更习未知之学，不独不得其未得，变疽有误其已有，兹非正学之义也。”他鼓励人们观察自然，从实践中获得知识，“正学之义，不独效先觉之行止，记录其文章，固有当体正情之学，或参察天地万物贯通之学。所以智人不患乏经书，无师范，天地万物皆彼师范，皆彼经书也。”王岱舆劝学思想的特别之处还在于他一反儒家文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提出子女失学才是最最不孝的。他说：“正教之道，不孝有五，绝后为大。……所谓绝后者，非绝子嗣之谓，乃失学也。一人有学，穷则善身，达而善世，流芳千古，四海尊崇，虽死犹生，何绝之有？有子失学，不认主、不孝亲、不体圣、不知法，轻犯宪章，累及宗族，遗臭万年，无不憎恶，虽生犹死，何后之有。似此后嗣，心虽欲其促死，而犹恐其不能即灭也。所以真教之绝后，乃子失学，归责父母，罪莫大焉”。
马注是清代一位著名的回族穆斯林学者，其著作《清真指南》于康熙年间成书后在各地穆斯林中风行一时，并为伊斯兰经堂教育所采用，享有较高声誉。马注说，“男女寻学，直至死日，方位定限。盖谓人之知识有限，而道理无穷，若凭自己聪明，便落差错。”他重视学习知识，在他拟定的《诫律》十条中，将“端学习”列为第一条。他还提倡戒骄戒躁、不耻下问的学风，“才勿自矜，学勿自满，诲无常师，则理明而道日进。盖理不明由学不精，学不精由耻下问，耻下问在好为人师。”他尤其强调对子女的教育，说：“人生有三事当急：一交还为主天命，二不可欠人债务，三不可失学儿孙，否则大限猝临，皆地狱中葛腾火具矣。”马注还在诫律十条中提出学习儒家学堂的成功经验，改善教师待遇。“师者，道之所从出，学之所由明也。学明则为君子，不明则为小人。小人之心属于血肉，血肉之心同于禽兽；君子之心纯于义理，义理之心等于圣贤。等圣贤，天堂之兆，同禽兽，地狱之征。师之为恩，不亦重乎？……近见子弟送入经馆，便以为放豚入笠，野鸟归笼，寒毡冷席，卧月吟风，节无礼，月无俸，岁无租，饥饱寒温，了不相关，出尔反尔，情所必至，安望其学业成，出禽类而证人品，履贤关而跻圣域？噫！妄矣！今后凡延师授徒，须仿儒馆之例，掌教同当事乡老会议束修，一应薪米、油盐，日用之费，勿使欠缺，则师席无内顾之忧、分必之处，孰有不尽心竭力而培其后人哉？”马注给予儒家文化极高的评价，号召穆斯林不仅要学好宗教知识，还要学好儒家文化。“回之与儒，教异而理同也。” “儒者之学犹衣，清真之学犹食。无衣则寒，无食则饥。寒则关于身，饥则切于命”，都是至关重要的。“经不通儒，不能明修齐治平之大道；儒不通径，不能究原始之至理，欲求两兼，必于本教中选清儒两明，万无一失。”上述言语真真切切，显示出中国伊斯兰学者的宽广胸怀。
刘智，字介廉，江苏上元（今南京）人。清朝回族穆斯林著名学者，著有《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等，对中国伊斯兰文化贡献尤大。刘智年少时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学习勤奋，博览群书，刘智在《天方至圣实录·著书述》中回忆说：“予年十五而有志于学，八年膏晷，而儒者之经史子集及杂家之书阅遍。又六年读天方经。又三年阅释藏竟，又一年阅道藏竟，道藏无物也。继而阅西洋书一百三十七种，会通诸家而折衷于天方之学。”刘智著述的最大特点是以儒诠经，他认为孔、孟为东方圣人，穆罕默德为西方圣人，“圣人之教，东西同，今古一”，伊斯兰教经典亦“大同于孔、孟之旨。”刘智重视学习，他在《天方典礼》中说：“万务以学为要”，“孝之至也，是要在乎学。”他在《天方至圣实录》中将学习看做是人贵于万物的标志：“学，明善之本也。人之所以贵乎万物者，赋性既灵，又能学以明理也。……学者烛事明理，如月经天，无物不照；如江河纬地，条理秩然，学之有关人者顾不重哉！”又说，“无不知而以求习为学，此学问之所由来也。不耻问，不吝教。曰：‘学，无长幼，无贵贱，有益于我者，即吾师。……万物有尽，学问无尽。”刘智也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他在《天方典礼》中写道：“子习学，丰其衣食，倍其用度，使无纷志于营谋。学为众业之尊，有子营艺有子习学，则习学之子衣食用度，当丰于营艺之子，所以重学，所以使其心无外慕，乃得精于所习也。”刘智批评了见利忘义的陋习。关于教育，刘智提出了“胎教”、“礼教”、“学教”的概念，在中国教育史上应该有其特殊贡献。他说：“夫教有三，胎教于生前，礼教于幼习，学教于少知。失于胎教，则气质不纯；失于礼教，则言动无节；失于学教，则德行无成。教而不善，子之过也，不教而不善，父之过也。”看来，胎教之说，至少在刘智那里就已有之，并非后人之创见。
（“元明清北京少数民族社区研究”阶段成果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