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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秋:魏碑是多民族文化共同浸润形成的时代风格
天穆网:www.tm022.com  时间: 2017-11-21 16:01:26

著名书法家王树秋做客天津美术网
著名书法家王树秋做客天津美术网

王树秋和姜维群在天津美术网
王树秋和姜维群在天津美术网

    [姜维群]:我们后人在学习魏碑的时候,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很多人尤其是书法大家,纷纷关注研究江苏镇江的瘗鹤铭,陕西的石门铭,关注云南曲靖的大小爨。远离中心地带的地方,反而是“百花齐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王树秋]:因为这些碑所处的地理位置距离当时的政治中心比较远,更加开放、自由、逍遥,正统思想的宽松更利于个性发挥,区别于官方的一般的带有共性的结体样式,所以才更被后人所继承和关注。爨龙颜的体式就好似云南的建筑上的飞檐;嵩高灵庙像下扎入地中的根石。霍扬碑把这些碑的特点暗合在自身的书法体势之中,更加多元、无方、恣肆浪漫。霍扬碑以圆笔为基调,写起来更加抒情,更加优雅。它的分间布白不像郑文公碑那样均匀,而与石门铭、瘗鹤铭有异曲同工之妙。笔力精绝,在行笔过程中,追求自由度非常高,不会重复自己的用笔,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横竖撇捺全无相同,姿态绝险,奇美异常。既要保证线条的变化,又要保证笔法的丰富,行笔过程中没有解体规律。行笔过程总是在“破”。往往是前面是“顺”,后面一定就要有“逆”,局部欹让斜倚,整体谐调合度,这些恰恰是霍扬碑的精妙之处。

    [姜维群]:霍扬碑是在秦汉碑的影响下和民间书写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您刚才讲爨龙颜受云南飞檐的影响,我觉得霍扬碑也会受到地域环境的影响。

    [王树秋]:这就像我国各地区的歌曲一样,也是各地有各自的风格。内蒙古自治区的歌曲就是大草原那种悠长辽阔,陕北小调就是黄土高原那样高亢嘹亮,江南水乡的昆曲又是另外一种温婉的风格。歌曲代表了一个地域的人的性情,书法同样反映了地域文化的性情。霍扬碑书法的形成与它所处的山西临猗的地域地形地貌,或许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姜维群]:从唐代开始汉字被规范了,所以风格就没有这么多了。恰恰是唐以前没有国家在规范书法,在山西出现霍扬碑,不是偶然,而是历史必然现象。从书法来看,在当时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的状态下,霍扬碑中又有大小爨的元素、又有张猛龙的元素,都是距离一两千里之外的审美元素,我认为汉碑的影响力受到各个地区的局限,得到不同人的发挥,出现各式各样的样式,这种样式又有时代关联,又有地域划分,又有个人性格的体现。我认为魏碑时期,南北朝时期是书法最发达时期。

    [王树秋]:是的,恰如祝嘉所言“石刻以北朝为至多,书体亦以北朝为至备,其书至此,尽善尽美。”是为书法之冠冕。

    [姜维群]:有很多人认为,魏碑是中国楷书的不成熟时期,是北方民族不认识或认不全汉字的情况下,多一笔少一笔,像儿童的幼稚时期,我不认为这样,是北方人的审美观,融入到自己对书法的理解上,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是这样吧?

    [王树秋]:孙伯翔老师提到的鲜卑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北方虽然经历了大量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但汉文化的根没有断,而是汉文化逐渐把鲜卑族汉化了。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后改名元宏,是南北朝时期北魏第六位皇帝。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公元490年亲政后,推行改革:公元495年(太和十九年)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后又改鲜卑姓氏为汉姓,藉以改变鲜卑风俗、语言、服饰。此外,鼓励鲜卑和汉族通婚;评定士族门第,加强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的联合统治;参照南朝典章制度,制定官制朝仪。孝文帝的改革,对各族人民的融合和各族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魏孝文帝采取的一系列汉族政策,认为汉文化是先进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文化没有被割裂。但在文字书法上,从当时的结字法,到文字的形成,以书法为笔法的表现形式,人们对书法的笔法,在这个时期已经高度纯熟了。虽然我们不排除有部分穷乡儿女造像,民间的东西,以刀代笔,有一些意趣,但不能代表魏碑的主流。真正代表北碑的东西是大经典碑,这是正脉。正是由于多民族的融合,由于这些民族各自的不同生活,包括语言、服饰、婚嫁风俗习惯,共同演进出书法的民族书写习惯。魏碑的书法风格是受北朝多民族文化、文明共同浸润,共同构成的时代审美风格。所以,才出现了霍扬碑这样北碑划时代的书法艺术。

王树秋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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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秋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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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秋书法作品

    姜维群、齐珏的点评:

    著名艺术史学者白谦慎在著作《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中,探讨过这种不自觉的书写趣味。北魏时期的主流书法正脉不是稚嫩,而是成熟的美,尤其是霍扬碑是自觉的美,合度的美。奇崛、险绝“随心所欲不逾矩”,方显现出汉字书法的灵动。康有为的《广艺舟双辑》作为北碑的代表性理论著作,因为时间的原因,康有为和霍扬碑擦肩而过,没有收录霍扬碑,导致后人对霍扬碑的忽视和怀疑。这说明大部分人还是有认识的局限性的。而祝嘉先生作为康有为之后的书法理论大家独具慧眼,他对霍扬碑的高度评价,体现了祝嘉先生的胆识和见识,也体现了祝嘉的审美高度。王树秋的书法是在霍扬碑这个平台上,是在霍扬碑这个高峰上再造一个高峰。王树秋是实践者,他已经拿起来这个接力棒。

    从于右任、孙伯翔这一条主脉上,大家都是在方笔圆笔方面进行研究,在新世纪形成了一个高点。现在北碑能够与帖学抗衡,与近200年来诸多大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碑和帖形成两大主流,都是中国书法的主脉,而王树秋在北碑这个书法正脉之中,又开拓了一个领地。霍扬碑是北碑之中的的一个独特现象,它跳出了方笔圆笔的窠臼,拓出了一个新的领域。

    法国史学家兼文艺理论家丹纳在著作《艺术哲学》中提出,决定文明的三大要素是“种族、环境、时代”,在种族、环境、时代三个因素中,种族因素是内部根源,环境是外部压力,时代则是后天的推动力量,正是这三者的相互作用,影响和制约着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精神文化的发展及其走向。

    中原主流文化南迁之后,原来的中原文化区的文化遗存与鲜卑文化相互结合,促进了北碑的形成和成熟。也就是种族——汉民族文化与鲜卑族文化;环境——山西的地域环境;时代——由汉代向唐代过渡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通过我们的讨论可以从一个历史的层面印证,这三点共同决定了北碑文化的辉煌。 

王树秋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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