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百色起义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极大地促进了壮族地区的民族团结,这种民族团结不同于历史以往的民族交流与融合,是蕴涵着新时代内容的新型民族团结,对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探索新的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政策和办法,有着积极的先导作用。

　　在200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大庆时,中央领导人对广西的民族工作予以充分肯定,称赞广西是民族团结的模范、维护统一的模范、维护稳定的模范,是我国民族关系“三个离不开”的模范。这“四个模范”的民族团结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因素很多,但其中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与广西各族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孕育和积淀的民族团结传统分不开。

　　百色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武装起义并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最早实践,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唯一的红色根据地,同时也是广西历史上较广泛较深刻地与外界的一次接触、交流与融合,对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团结及其传统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此进行研究和分析,对维护和促进当代民族团结、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韦拔群等领导和坚持的右江地区革命斗争为百色起义作了初步的民族动员

　　1.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思想得到初步宣传和实践

　　广西右江地区地处桂、滇、黔三省交界,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区,居住有壮、汉、瑶、苗、彝、回、仫佬等各族人民。壮族约占总人口的90%,瑶族约占6%,汉族约占2%,苗族约占1%,其他少数民族约占1%。这里地少山多,各族人民受官僚地主、土豪劣绅欺压,生活十分痛苦,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因此较早就有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基础,1921年,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韦拔群就在东兰开展农民运动,1926年,右江壮族地区最早的党组织成立了,即中共恩(隆)奉(议)特别支部和中共东兰县支部,分别由余少杰、陈洪涛(壮族)任书记。他们与韦拔群一道在各族群众中宣传革命,可以说,韦拔群、陈洪涛、高孤雁等是在壮族地区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代表。[1]由于处在民族地区闹革命,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思想就成为宣传和实践的必要内容。百色起义前这方面工作就有了初步成效。

　　一是针对东兰地区历史上长期存在着因官族与佃民之间的矛盾而引发扩大为山下壮、汉族与山上瑶族之间的矛盾和歧视瑶民的问题,韦拔群等尤其注重解决平等对待社会地位相对更低的瑶族、湖广友(注:当地汉人。是南明末年,抗清将军李定国部下留下的湖广人。他们原为汉人,清统治者以叛逆视之,故社会地位比壮族还低)问题。提出“团结瑶胞,团结湖广友”的主张。同时针对地主老财把瑶胞看作野人,不许他们下山,迫使他们做长工,当轿夫的情况,向瑶胞提出“五不”口号,即不交租,不还债,不纳税,不叫山主为相公、老爷,不给山主抬轿。并主张救济瑶民、为瑶胞伸张正义。引导和团结瑶胞为自己的利益和解放参加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斗争。

　　二是用民族平等的观念教育群众,并带头实践。韦拔群身为壮族人,从小对少数民族深受封建统治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悲惨状况耳闻目睹,自然对同为少数民族的瑶民所受压迫感同身受。他经常教育同志们和下属要尊重瑶胞,要从称呼做起,过去当地的汉人叫瑶人为“瑶子”,要改称为“瑶友”或“瑶族老乡”,对年长的瑶族男人要叫“瑶叔”或“瑶伯”,高龄的瑶族男人叫“瑶爹”或“瑶公”;对瑶族女性则根据年龄和辈分不同,礼貌地称为“瑶妹”“瑶姐”“瑶妈”“瑶奶”和“瑶婆”等。1925年9月,韦拔群开办第一届东兰农运讲习所时,专门为瑶胞留出学员名额,并十分注重对学员们进行民族团结、平等的思想教育。他说:“大家来自各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不管穿好的,穿差的,不要互相瞧不起,要团结,共同干革命。”“瑶家、壮家的受苦人都是受压迫剥削的阶级兄弟呀!不要歧视他们。”[2]凡发现学员或属下有不注意尊重瑶胞的行为,韦拔群皆予以批评教育。韦拔群明白“没有什么比对待民族不公正更能阻挠无产阶级团结的发展和巩固的了”。[3]右江地区瑶族主要居住在东兰、凤山、都安、恩隆、果德、凌云、南丹等县的山区,韦拔群在东兰、凤山工作,与瑶民的关系很好,在瑶民中威信极高。[4]

　　当然,韦拔群宣传的民族平等思想也继承了壮族从伦理道德出发的朴素平等观念。如“紧邻是兄弟,远客是朋友”;“劝你有钱人,莫欺穷家汉,人皆父母生,家贫人不贱”;“家有点米粮,莫欺穷家汉”;“家富莫炫耀,官高莫压人”等平等观念,把它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思想结合进行宣传,更容易被壮族群众所接受。

　　2.在艰苦环境下坚持的革命斗争,保留了温暖、凝聚着各族人民人心的革命火种和希望

　　在20世纪20年代初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农民运动就展开了。1921年9月,组织成立“改造东兰同志会”,号召各族群众起来“打破不平,救家乡,救广西,救中国”。1923年领导农民武装三次围攻东兰县城,掀起了右江农民运动高潮。1925年夏,韦拔群在中国共产党人主持的广州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后返回东兰,先后建立了七十多个乡农民协会,8月建立了壮族地区第一个县级农会———东兰县农民协会,创办了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列宁岩),为右江地区培训农运骨干三百二十多人,其中妇女四十多人。1926年11月,韦拔群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恩(隆)奉(议)特别支部和中共东兰县支部的指导下,右江地区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到1926年底,东兰县“共有区农会11个,乡农会134个,男会员75660人,女会员2 685人,农民自卫军有500余人。”[5]韦拔群在右江地区各族群众中深孚众望,即使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这里革命斗争也没有停止过。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韦拔群任广西临时军政委员会(又称“三南总部”)常委兼右江农民自卫军第一路总指挥,率三千农军举行东兰、凤山、凌云、百色4县武装暴动,开展农村游击斗争,队伍不散,红旗不倒。革命火种光亮虽小,却能给人指明方向;力量虽微,却能给人无限希望。它温暖凝聚着各族人民的人心,一遇春风,就会燎原。

　　3.为壮族地区接纳外来革命力量作了铺垫和准备

　　大革命失败后,韦拔群带动和吸引了一批在反动统治中心的城市站不住脚的革命知识分子来到东兰县,以办学为公开职业,从事革命活动。并普遍办夜校,向受苦受难的壮族农民及其子弟宣传革命的道理。他们虽然大多穿“洋”装,讲官话,但却与当地各族群众心贴心,深得群众的信任与喜爱,这给落后闭塞的山区吹来了和煦的春风。[6]少数民族的优秀分子是中国共产党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一方面,他们懂得本民族的语言,了解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生活环境,与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有着天然的感情和联系;另一方面,他们来自本民族人民群众之中,在少数民族地区有较高威信,少数民族群众也把他们看作是自己利益的代表,受到群众的信任和爱戴。他们倡导的事情容易被当地群众所接受,他们的朋友自然也容易被群众所接纳,这对民族间的沟通是无法替代的。当然还有当地革命的需要,这样,就为接纳百色起义的革命力量作了铺垫和准备。

　　二、百色起义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极大地促进壮族地区的民族团结

　　1.百色起义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实施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百色起义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实施的民族政策是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军阀的总方针为指导的,主要内容有:在政治上,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原则,提出了“壮、汉、瑶各族一律平等”的主张。坚决反对民族间的歧视和侮辱,反对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注意处理好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注意搞好与本地少数民族干部的团结,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同时,大力选拔和积极支持少数民族干部参加各级工农民主政权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当家做主的精神。如右江苏维埃政府委员就有壮、汉、瑶三个民族的代表,11名领导成员中,有5名壮族,1名瑶族女性,军事委员韦玉梅就是东兰县都阳区的瑶族代表。其他地方的苏维埃政府,凡是有少数民族杂居的,一般都有各民族的代表参加。16个县级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有13位是壮族。东兰、凤山的县、区、乡政府,凡有瑶人的地方,即有瑶人的政府委员。在百色起义中诞生的红七军中,有2/3(三千人左右)是右江壮、瑶等各民族子弟,部队中的连排干部,大多数是本地干部。

　　在经济上,规定不分民族同样参加土地分配,废除徭役和一切经济剥削,实施适合左右江土地状况符合群众实际的土地分配政策。1929年10月,韦拔群组织起草和制定了《广西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提出瑶民经济、政治、教育、工资上与其他人民一律平等;严禁虐待瑶民;没收山主的山场、土地、森林,分给瑶民等内容。[1]邓小平同志在《七军工作报告》中详细报告了这方面的情况:分配土地中有许多的问题均是个别的解决,一般的问题大致是如此解决的:(1)耕牛耕具都是向富农借出的,谷种完全由原有田地时所有者拿出,不足的由富农拿出。右江穷,贫农在耕种时多无饭吃,又无钱买,无力耕种,亦向富农借出。(2)红军兵士亦分配土地,可以请人耕种。(3)瑶民分配土地,有些瑶民不愿下山,则分配山地,田地不够时则将山地分给富农。(4)土地所有权,本来照政纲是交给农民,但因群众的表示是由苏维埃发给使用证,禁止买卖。(5)两乡区县之间分配土地之多寡相差太远时,则以移民办法解决之。(6)森林特产祠堂庙宇极少,没有成什么严重问题。

　　经过土地革命,祖祖辈辈居住在高山上的瑶胞,也同其他民族一样分配汉人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分住汉人地主的房屋。《广西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也有“没收山主的山场、土地、森林分给瑶民”的内容,使高山上的瑶族群众同其他民族一样,“获得了平等的待遇,得到同样肥美的土地”。[7]故瑶人完全拥护苏维埃的政权,说苏维埃政府是瑶人出头的地方。[4]1930年5月韦拔群还发动各族农民群众组织“共耕社”,并为抗旱修建了一条“共耕渠”,当年粮食获得了丰收。至今,“共耕渠”仍灌溉农田,造福后人。当时有一首壮族山歌唱道:“苏维埃成立,各民族平等;打土豪,分田地,大家得翻身。”土地革命极大激发了各族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有二十多万群众参加了农会、工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地方赤卫队发展到数万人。

　　在文化教育上,主张各民族平等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要求“实行平民教育,发展识字运动”和“提高文化,普及教育”。并注重“提高瑶民的知识教育”,拨出专门经费,帮助瑶族发展教育。当时瑶族聚居的东兰县西山、中山、东山各乡都在1930年初办起了初级劳动小学,每校有学生五六十人不等。同时强调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遵守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公约,这是执行民族政策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对那些歧视或不尊重少数民族的称呼一律禁止,违反群众纪律,侵犯群众利益的给予严肃处理。另外,还注意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用壮话演出,群众句句听得懂,很容易产生共鸣。为了接近、联系群众,一些外地干部还学会了壮话。

　　在干部政策上,注意多层次培养和选拔本地各族干部。这是正确执行民族政策,团结各族人民的一个重要方面。一是红七军军部和地方党委举办的教导队、党政训练班,都注意吸收、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参加学习,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红七军第三纵队和东兰县委还在武篆中和乡专门举办了两期瑶族干部训练班。通过各种训练班,为军队和各级党政机关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本地民族干部。当时部队的连排干部,几乎都是本地各族干部。在地方上,当时右江党政机关领导人,除个别是外地干部外,其余都是本地民族干部。二是兴办革命劳动小学,为红军和地方政权培养后备力量。区乡办初级劳小,县办高级劳小,让童子军在劳小学政治、学军事、学科学文化知识,还要从事生产劳动,同时经常组织学生接触社会,经常到群众中去进行革命实践活动,以便他们早日成才。这些人有许多以后为革命出生入死、南征北战数十年,大都成为高级指挥员和地方领导,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6]各级党政机关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少数民族训练班、乡村宣传队,以及劳动小学、农民夜校等,遍布山寨村镇。整个右江地区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2.血与火的斗争增进了民族间相互离不开的血肉联系

　　百色起义中诞生的红七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由壮、汉、瑶、苗等四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从成立时四千多人发展到1930年10月时的七千多人,大部分是壮族子弟,而在韦拔群的部队里,有许多是瑶族子弟。[4]因之红七军常常被称为广西各族人民的子弟兵。而脱产的农民赤卫队约有万人之众,绝大部分也是壮族子弟。

　　为什么如此众多的各族子弟踊跃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因为红七军与过去旧军队不同,它是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军队。在部队里各民族战士都是阶级兄弟,尽管语言不尽相同,风俗习惯不尽相同,但彼此和睦相处,关系融洽,形同手足。尤其是官兵在政治上、生活上完全平等,上至军长下至新兵,吃的都是粗茶淡饭,穿的都是粗布衣裳,都是同样发给20元广东小银洋。官爱兵,兵敬官,彼此亲密无间,温暖如春。它给参加红七军的各族子弟带来的是全新的感受,“这同旧社会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真是换了人间。我当时那种欢天喜地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8]因此当时许多村都是上百青年加入红军和赤卫队,出现了许多红军村,田东县百谷村是红军村的典型代表,当时全村86户人,除一户地主外,85户人家共有131人参加红军和赤卫队。他们在红七军这个革命大熔炉里接受教育、锻炼、成长。

　　各族人民子弟兵们既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受益者,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者、执行者。一是在民族地区严格遵守和执行民族政策和群众纪律。不论在壮乡还是瑶山苗寨,他们买的粮食、油菜等都照价付钱。主人在家的,当面交款,主人不在的,写条子留大洋银票放在他们家中,并且规定各连队要集体买东西,不许私人取用。每到一村,都帮助扫地、挑水,和蔼地对待他们。借用的东西,先讲好并征得同意才用,用后如数交还。这样的事在红七军到过的地方包括广西、贵州、云南、湖南、广东等地区都有传诵,红七军用自己的言行诠释了党的民族政策,极大增进了各民族群众对党和红军的信任和感情。二是在为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各族同胞结下了生死情谊。红七军大小数十次战斗,主要有隆安—平马—亭泗战斗、榕江战斗、收复百色战斗、四把遭遇战、长安攻击战、武岗攻坚战、奔袭全州、围困连州、梅花村防御战等等,各族子弟兵为了保卫革命根据地,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浴血奋战,艰苦卓绝,许多人壮烈牺牲。

　　各族群众热爱和支持子弟兵,其事迹也同样壮烈。即使在最危急最艰苦的时候,仍然和红军心连心,共度最艰难的斗争岁月。如红七军在贵州苗山,得到苗胞的主动帮助和支援。经过羊肠小道时,苗胞帮红七军挑东西和带路。[9]又如红七军北上后,当地的人民群众,特别瑶族同胞,不惜冒生命危险,千方百计地掩护韦拔群,为红军送粮送情报,充分表现出兄弟民族之间的手足之情。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的事迹:为韦拔群送饭的瑶族同胞兰乃妈为掩护拔哥,在敌人威逼下跳崖牺牲;瑶族同胞把韦拔群的母亲、妻儿、兄妹隐藏在家里;红七军二十一师(后为右江独立师)参谋长黄大权1933年壮烈牺牲后,他的妻子和3个孩子被瑶族同胞罗卜云收养。[8]这样的事迹在左右江根据地是不胜枚举。

　　笔者对由广西区党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百色地委党史办公室编写的《百色起义人物志》收录的234人(除附录的人物外)作了统计,他们分别来自广西、广东、湖南、海南、四川、福建、安徽、云南、浙江、贵州、湖北、江苏、陕西等13个省区,其中广西190人,占80%,少数民族(主要是壮族)135人,占58%。[10]

　　说明右江各族人民与来自各地的革命者一道为百色起义的成功和右江革命根据地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和巨大牺牲,数以万计英烈们用鲜血凝结成革命的胜利,也凝结了各民族间相互离不开的牢不可破的血肉联系。

　　3.为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积累了新经验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始终坚持把民族平等作为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基本原则。但在1927年以前,由于中国共产党缺乏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因此在幼年时期基本上照搬了苏联解决民族问题的模式和经验,还谈不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同中国各民族的实际结合起来的问题。而且,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从领导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到创建红军,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活动重心主要在以汉族人民群众为主的地区,还来不及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对中国民族地区的历史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现状缺乏了解,因而在运用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一般原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时,还形不成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理论和政策。

　　1928年党的“六大”开始重视少数民族问题,提出了“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认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北部之蒙古、回族、满洲之高丽人、福建之台湾人,以及南部苗、黎等原始民族,新疆和西藏)对于革命有重大意义。亟须各地围绕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开创,在革命根据地探索处理民族问题的形式和办法。1929年到1930年,邓小平领导的红七军在广西右江少数民族聚居的二十多个县、包括二百多万人口的根据地内,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首次建立了由少数民族参加管理的、具有工农苏维埃政权性质的各级工农民主政府。民主政府实行壮、汉、瑶、苗各民族一律平等,由各民族的贫苦农民担任领导职务,并根据各族贫苦农民的要求,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有的没能完全贯彻到少数民族中间,但它对于唤起少数民族的觉悟,动员各族人民共同承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历史任务,对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探索新的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政策和办法,无疑起了积极的先导作用。

　　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公开地告诉全中国境内各民族劳苦群众:中国共产党“反对一切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完全赞助并拥护一切少数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反抗中国军阀、地主、官僚、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民族革命运动”。同时,“受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地主、官僚、资本家压迫,剥削与屠杀的不只是少数民族的劳苦群众,而且也是汉族劳苦群众”。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目的是以消灭民族间的仇视与成见,建立一个没有任何民族界限的工农国家。[1]《决议案》中提出的一些措施就吸收了百色起义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经验。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他对韦国清说:“韦拔群是个好同志,我过去搞农运,有些东西还是从韦拔群那里学来的。”[11]

　　三、广西新型民族团结传统的开篇

　　百色起义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所促进的民族团结不同于历史上以往的民族交流与融合,是蕴涵着新的时代内容的新型民族团结。这种“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的团结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平等、团结得以真正实现的政治保障。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长期存在,多民族、多语言文字、多宗教在统一的国家中共生、并存,各民族相互交流融合,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不断增进各民族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和认同感。但在旧的社会制度下各民族之间不可能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平等关系,民族间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冲突甚至战争。

　　自宋代以来至1929年在广西壮族地区实施的土司制度,画地为牢,相互争斗,严重破坏了民族团结。虽然从明代尤其是清代以后在西南地区大规模实行“改土归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改流地区封建领主经济的彻底崩溃,加强了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也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但并没有改变民族压迫的政策,直到民国时期也是如此。反动统治政府一方面实行民族隔离和民族歧视,禁止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往来,在政治上、法律上歧视少数民族,甚至挑拨民族关系,挑起民族间或民族内部的互相残杀;另一方面又强迫同化(不同于自然同化),除汉、满、蒙、回、藏以外,不承认其他民族的存在,同样不承认广西壮、瑶、苗等世居少数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存在,而且还区分人的等次,强化民族间的不平等和阶级压迫。

　　为反抗阶级和民族压迫,左右江各族人民在近代以来积极参加了太平天国革命、中法战争、桂西会党大起义和孙中山领导的镇南关起义等等斗争,但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既找不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也找不到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中国共产党,能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革命实践中既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正确革命道路,也找到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当然,我们应看到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中国共产党首先主要在汉族中产生,然后逐步在各民族中发展,逐步形成为整个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汉族地区一直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中心,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边远山区,革命运动一般来得迟缓,而且往往是在汉族革命运动的影响和帮助下发展起来的。少数民族地区一般地广物博,历来是帝国主义分割争夺的目标和进行分裂活动的舞台。任何一个少数民族,都必须在革命斗争中同汉族联合起来,形成一体共同奋斗,才能获得坚强的工人阶级的领导,共同获得解放。同样,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众多的少数民族参加,也就不可能胜利。

　　而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卓越能力和奉献精神赢得了各族人民的信赖,毛泽东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二是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思想教育。”[12]百色起义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正是通过这种途径和方法去实现对根据地各族群众的领导,各族群众在亲身经历和感受中深切地体验出一个道理,就是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为各族人民谋利益的,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获得自己的解放。因而自愿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新的团结理念: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思想

　　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平等的理论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一切民族不分大小强弱,在国际和国内完全平等,反对任何民族压迫,既反对异民族对本民族的压迫,也反对本民族去压迫别的民族。但认为阶级压迫是民族不平等的根源。要求平等的真正意义,只能是消灭阶级压迫。只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废除剥削制度,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为实现民族平等,要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列宁也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号召,这种联合,是为着消除长期民族压迫造成的民族隔阂和民族仇恨,促进各民族人民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接近、联合和团结起来。并指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现象。”[13](P272)

　　百色起义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原理,力图把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与左右江各少数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作出了一系列指示、决议,发布了大量的文告、通令,初步提出了一些比较符合左右江区情的民族政策和措施,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当然,这只是一种尝试。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新的学说、新的理论传入像中国这样长期封闭的国度固然不容易;而真正把握其精髓,创造性地运用于与西方不同的新环境,就更加不容易。要真正把握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质,真正代表中国各民族的根本利益,指明了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出路,还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断探索。毕竟这种探索已经在左右江民族地区有了良好开端。

　　3.新的团结主题:反帝反封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民族问题方面的任务,就是团结国内各民族,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共求解放。这一主题反映了各族人民的强烈愿望,代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因之他们愿意为此而舍弃一切。这在百色起义中体现得相当突出,从右江各族人民在处理革命与个人关系的态度就可知道。

　　如百色起义的领导人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雷经天曾说,右江的地方干部在红七军中没有得到应有的信任和重用。虽然韦拔群当红七军的第三纵队长,黄治峰当红七军的第四纵队长,但他们率领的部队编到红七军以后,仅给韦拔群一个特务连,而黄治峰调任军部副官长,实际上并没有给他们以指挥部队的权责。此外右江的地方干部再没有团级以上干部,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不满,他们只知道为革命奋斗到底,绝不计较职位的高低。[4]正因为有这种胸怀和精神,使他们后来成长为八路军、解放军和地方的主要领导人。

　　又如,右江苏维埃政府规定,凡参加红军和地方赤卫军(脱离生产的)的家属如家庭困难、生活不能支持的,首先由本乡的群众“周济”,不足时,由乡、区政府拨给公粮。这就是优红的办法。但当时红军家属除孤寡无劳力者外,向政府要求“周济”是不多的,广西右江的妇女都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解决生活。[4]

　　再如,1930年11月,红七军主力奉命北上,韦拔群坚决服从军前委命令,率部坚持右江革命根据地斗争。在红二十一师整编时,韦拔群亲自作了动员报告。他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要无条件地执行党的决定。我们是工农红军,要无条件地为工农利益战斗!我们的目的是解放全人类,处处都是家乡。现在你们是胜利地离开家乡,将来你们就会胜利地返回家乡… …”并根据红七军的整编计划,将二十一师的绝大部分人员、武器拨给北上的十九师和二十师,而自己只留下少数人员在右江地区坚持斗争,有力地策应了全国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4]

　　这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代表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各民族团结的主题。右江各族人民积极参加革命斗争,热情地拥护红军和新生的红色政权,踊跃参军参战,把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当做他们翻身出头的靠山,连生命都可以献出,还计较什么个人得失,因而能顾全大局,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以韦拔群为代表的右江各族人民的献身革命精神得到党中央的高度评价。1934年1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议为韦拔群等同志的牺牲致哀。1962年12月,邓小平在为纪念韦拔群牺牲30周年题词中评价到,韦拔群同志“一贯谨守党所分配给他的工作岗位,准确地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他不愧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15]因此,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韦拔群被评为“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民英模”。

　　4.新的团结目标:建立统一的各民族拥有平等地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统一的各民族拥有平等地位的新中国的目标成为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向前的光辉旗帜,它引导和团结各族人民不屈不挠、前赴后继地跟着共产党闹革命。邓小平等百色起义领导人经常用革命的道理和革命发展的前途来启发各族群众,凝聚人心,坚定革命的信心。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教育下,左右江许多少数民族子弟成为坚定的革命者,即使在革命低潮时期也不悲观失望。尤其在红七军主力北上后,敌人对右江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多次残酷的反革命“围剿”,妄图砍掉右江革命红旗,但英雄的右江各族人民,在红七军二十一师(后改为右江独立师)师长韦拔群和政委陈洪涛的带领下,艰苦卓绝,顶风傲雪,患难与共,同仇敌忾,把右江革命斗争一直坚持到底。韦拔群为增强部队战胜困难的信心,还写了一首题为《革命到底》的诗歌,鼓舞右江根据地军民准备为反对敌人“围剿”而战斗。诗中写道:“穷人闹革命,众乡亲,雄心要坚定;今日赴恶境,但相信,雾散会天晴!”[14]

　　以上所述的:新的团结核心、新的团结理念、新的团结主题、新的团结目标,这四个“新”,是百色起义前广西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也是以往民族交流融合中从未有过的,它构成了广西新型民族团结传统的核心内涵,就是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共同为各民族的解放事业奋斗。对于广西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民族团结较好、社会稳定、在民族关系上不出事的实际,曾有多种解释,如历史上没有相对长期稳定的独立政权;没有统一的宗教,多神崇拜或信仰多元化;民族种类多,即使同一民族分支也多,语言不一;多山的地理环境的阻隔,难以形成统一的与政治力量抗衡的力量,壮族的开放好客包容传统等等。但笔者认为,长期的交流与交融是各民族团结的内在力量,尤其是广西有过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各民族患难与共的革命斗争历史,血与火的考验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它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百色起义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广西各地的革命斗争连绵不断,据统计,广西属革命老区的乡镇865个,占全区1 126个乡镇的76.8%,属革命老区的村委9 001个,占全区14 353个村委的62.7%。[16]因此“革命老区”与“少数民族地区”都成为广西的特征之一。经过革命洗礼的老区各族人民的团结及其形成的传统是牢不可破的,这是广西成为民族团结模范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百色起义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设开启了广西新型民族团结的新篇章,是广西民族团结史的里程碑。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

　　这种新型民族团结发展到今天,已蕴含了新的时代内容,就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思想指导,以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为主题,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奋斗目标。它与百色起义以来形成的民族团结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其中关键是党的领导,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民族繁荣,人民富裕也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要倍加珍惜和发扬百色起义的民族团结传统,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民族团结局面,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按照新时代民族团结的要求,努力维护和促进广西的民族团结,不辜负“民族团结模范”的荣誉。

　　[参　考　文　献]

　　[1]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的解放斗争[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2]黄雨山.回忆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 A].右江农民运动(河池地区部分)[C].中共河池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印,1994.

　　[3]覃成号.试论右江革命根据地对促进壮族发展的作用[ A].百色起义与中国革命[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4]雷经天.广西的苏维埃运动[ A].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下)[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5]陈勉恕.广西东兰县农民运动之实际情况[ J].农民运动,1927,(22、23).

　　[6]覃应机.从童子团到红七军[ A].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下)[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7]邓拔奇.目前广西的政治形势[Z].1931- 08- 01.

　　[8]黄明政.右江战斗生活片断[A].中共百色市委党史办公室.百色起义六十周年纪念资料集[C].百色市志办公室编印.

　　[9]云广英.走上光明大道参加红七军[ A].中共百色市委党史办公室.百色起义六十周年纪念资料集[C].百色市志办公室编印.

　　[10]广西区党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百色地委党史办公室编.百色起义人物志[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11]中共东兰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东兰党史人物传略[C].2003.

　　[12]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A].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3]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4]韦国清.英范永存[ A].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下)[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15]邓小平题词[A].回忆韦拔群[M].革命文物,1978,(4).

　　[16]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广西统计年鉴2009[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作者简介]　何龙群(1954～),女,广西民族大学校长、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广西南宁,邮编:530006。

（何龙群）